“六稳”“六保”迎新局 重点在于推动货币政策落地有声

上半年尤其是3月份以来经济恢复情况如何、其中的金融支持力度如何以及下一步的经济形势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近期公布的统计数据和几次重要会议中寻得答案。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复产状况持续改善以及需求有所释放的推动下，我国二季度GDP实现了3.2%的增长，超出市场预期；特别是由于防疫物资出口和电子产品需求激增的带动，原本受担忧较多的进出口恢复情况好于预期，均在6月份实现了正增长。但数据中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可忽视。从二季度的数据看，受政策推动程度较大的出口、基建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等恢复速度，明显强于需要依赖自行恢复的消费、民间投资等方面；疫情防控期间的逆周期调节，遗留下了较高的财政收支矛盾和杠杆率；企业用工需求偏弱，总体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再加之全球疫情形势和外交关系等不确定性因素，下一阶段的经济回暖、“六稳”“六保”的目标实现仍将面临变化和干扰因素。因此，在肯定之前的经济恢复情况的同时，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基于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现出的结构性问题和对形势的判断，给出了“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的理性判断，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在内的应对中长期问题的四个战略。

　　7月31日，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也如期召开。会议公布，6月末人民币的贷款余额165.2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服务增效更为明显，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3.55万亿元，同比26.5%的增速较上季度末提高2.9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3.3个百分点；同时，2020年5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末继续下降0.65个百分点，为5.23%。对于下一阶段的贷币政策导向，人民银行于近日召开的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中要求“坚持总量适度、合理增长”――这与政治局会议所强调的“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事实上，2020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工具的出台是及时、充分的，并且也兼顾到了阶段性资金保障和中长期调结构的需求。针对金融机构在信贷投放增加过程中对流动性的担忧，人民银行先后多次出台再贷款再贴现，专门用于支持金融保障重要物资供应和复工复产进程；在发现经营主体贷款暂时无法偿还以及增信过程中缺乏有效抵押物的问题后，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推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难题；此外，对于过程中衍生出的中小银行风险化解问题，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引导改革重组步伐，以间接提升地方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政策工具充分、金融总量充足和宏观杠杆阶段上升的情况下，下一阶段应重点结合新的经济背景和目标，实现最大化货币政策及工具的使用效用。

　　在促进政策有效落地方面，针对金融服务接受方的政策工具宣传和普及，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过去有关货币政策工具的解读和交流多数只发生在金融体系内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策工具使用范围。特别是在政策工具无法为金融机构带来足够有效的市场拓展或利润空间时，基层机构和工作人员往往没有向客户宣传和使用政策工具的动力。这种状况在政策工具使用情况考核加强后得到部分缓解，但相应的服务效率却也被无形拖慢。可以看到，近些年监管部门首先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在政策发布后，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都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重点明确、易于理解的图文解读。不过更有效的方式还是引导各金融机构都加入进来，既可以进一步提升政策工具的普及度，也可推动金融机构探索利于政策工具落地的更便捷的服务方式，以大幅提升政策工具的使用率。

　　在政策工具解读和普及后，政策工具在各地方必须因地制宜地细化。几乎每次货币政策工具出台后，各地的金融监管部门都会制定实施细则，用来指导金融机构对工具的具体落实和使用，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特征。这一点在今年下半年将更为重要。一方面，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战略的推动下，各地方依据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必将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发展规划。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指导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引导，单个金融机构很难快速获取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所需的金融服务自然很难跟进。因此，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有必要做好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枢纽，结合可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地方金融体系做好新格局下的政策工具使用指导。另一方面，不同地区金融体系在面对疫情冲击时的应对方式和风险偏好也有所不同。根据上半年的区域信贷数据可以发现，新增贷款规模前三的广东、江苏和浙江贷款增量占到了全国的四成，而新增信贷规模后十位的省份，增量规模仅占全国的7%，相比去年同期回落约2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在疫情防控的作用下，不仅地方产业结构、主体经营状况产生差异，金融机构面对风险和机遇的策略、态度也会发生转变。这与地方经济、金融基础都有关系，因此面向全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到达地方后，也要根据地方金融体系、服务特征进行落实细化，才能更好地保障政策工具的使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