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金控科技公司，请离开一线城市

上海的天际线，要看黄浦江；北京的天际线，要看东三环；深圳的天际线，则要看深圳湾。绕着深圳湾一圈，在雄伟林立的高楼里最璀璨的，恐怕当属位于后海的深圳湾一号。

深圳湾一号是由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旗下的鹏瑞地产公司主导开发，总共只有8栋楼，除了一栋350米高的环球商务中心和一栋写字楼以外，其余的6栋楼都是公寓住宅。房价一度被炒到接近30万/平米，这让它力压上海的汤臣一品，成为国内豪宅领域的“样板房”。

紧挨着深圳湾一号的西北侧，便是深圳这些年倾力打造的后海总部基地，腾讯、阿里巴巴、华润、中海油、中投证券等80多家企业的各种“总部”坐落于此，摩天大楼栉次鳞比。而这些企业提供的众多高新岗位，是支撑周边动辄12万、15万甚至20万/平米高房价的核心。

“深圳湾一号”样板间

能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栋自己的总部大楼，显然是件很有面子的事。2016年，深圳一家做专网通信的公司，豪掷18个亿在后海买了一块地，建设“研发总部大楼”。

除了拿地成本，全部建筑安装加起来，总造价达到30亿，建筑面积足足有10万平米。

不过，黄金地段给公司带来的除了面子，就只剩员工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了。假设这家公司的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在单程30分钟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7万，在单程1小时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5万。

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买5万/平米的两房，最少也需要400万。而按照行业内一线研发人员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最低标准，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回家，背两三百万的贷款，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基本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毕竟新闻联播都不能准时收看，就更别提生二胎了。

这家公司并非个例，而是很多一线城市社畜的现状。在上海上班，房子买在太仓、昆山甚至苏州的比比皆是，一趟通勤下来，公交车、地铁、高铁和共享单车一个都没拉下。毕竟老板只要抛点儿股票，就能在周边买套房走路上班，普通员工就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报了。

决定一座城市房价的，往往是收入的天花板而不是平均数，比如上海张江尽管是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但张江房价的定价权却掌握在能够套现股票的企业高管手里，而不是格子间里加班的普通员工。把研发中心搬到房价物价相对低廉的二线城市，似乎是一个可行也必然的决定。

早在2012年，马化腾就在深圳一场IT论坛上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出于员工的生活压力，腾讯正在考虑把企业布局向二线城市转，在二线城市增加研发中心。要知道，当年深圳商品房均价还“只有”2万/平米。

两年后，腾讯在成都设立了天美游戏工作室，接着便诞生了“天天”系列产品，以及长期霸榜的《王者荣耀》。华为投资总额高达400亿的最新研发中心也没有放在张江，而是选择了与苏州交界的上海青浦，房价连1万都不到。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科技研发不必执意留在一线。

华为的一位高管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拿地不难，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何谈奋斗？

“一线城市人才多”是科技公司扎堆去一线时，最常见的一个理由，但当华为和腾讯都往二线城市搬的时候，出手豪迈的科技公司的老板们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你们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高科技，非得在房价10万/平米的地方硬撑？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开工的两个月前，豪掷30亿盖楼的那家深圳公司，将总部大楼以25个亿的价格卖掉，用来补充自己愈发紧张的现金流。

在中国产业升级，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科技公司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豪情一掷。把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不光是企业成本控制的理性选择，也是在一线城市房价长期走高的当下，对寒门员工们的一种负责。

企业研发中心到底是坚守一线还是转移二线，考量的不仅是决策者的能力与视野，还有他们选择“为谁发声”的决心。

隐身的二线城市

工程师和程序员买不起房，并非中国特色；科技公司往小城市搬，在全球范围内也有迹可循。

2019年，纽约市中心一套公寓的平均中位数是169万美元，市民平均月收入中位数4500美金，要想在纽约买到一套房，需要美国房奴不吃不喝还贷整整31年。硅谷也好不到哪去，“59%的科技工作者都认为硅谷房价太高”，一度是推特和reddit上的热门话题。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美国人民拿出了实际行动：《SeattleTimes》报道，休斯顿每年有大约10万人流出，洛杉矶有大约11万人流出，纽约则是20万。

昔日汽车行业霸主通用汽车，也曾受困高房价高成本，不得不把IT中心搬到了沃伦、奥斯汀和亚特兰大。有着南方硅谷之称的亚特兰大的房价，大约只有纽约的三分之一。而美国近几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图，房价中位数也只有纽约的41%，聚集了波音、微软、亚马逊的总部，以及谷歌、英特尔、IBM的研发中心。

在2018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中，达拉斯和双子城这些美国的二线城市，企业总部数都高于旧金山、洛杉矶等超大都市，60%的企业总部分布在六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区。

美国财富500强地域分布

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欧洲，高科技公司也呈点状分布。英国最大能源公司BGGROUP总部只有两条主干道的温莎；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罗伊斯总部位于距伦敦183公里的德比。大众总部在沃尔夫斯堡扎根时，这座城市人口才刚刚突破十万，只有一个私人和企业用途的支线机场。

近两年成为网红的光刻机霸主阿斯麦（ASML），诞生于仅有四万多人的荷兰小镇费尔德霍芬，与其在半导体领域舍我其谁的地位格格不入的是，阿斯麦总部门口到现在还是一片荒地。

相比之下，能有这种意识的国内高科技公司，大概也只有华为。早在90年代，华为就将总部搬到了远离深圳市区的龙岗坂田，2018年又搬到了深圳和东莞之间的松山湖。

在2010年之后，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不过即使这样，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

然而除了华为，扎堆一线始终是国内科技行业的主旋律。离开了北上广深，基本意味着与互联网、高收入以及大平台绝缘。2020年8月，《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大陆地区共计117家企业入选，首都北京以55家的数量独霸半壁江山，北上深三地更是占据了中国榜单数量的三分之二。

但另一方面，在北上广深安居又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脱发、996和35岁下岗完美诠释了一线城市内卷精英的独特文化。强如柯洁，也需要打赢一次三星杯，才能在北京二环勉强买一个卫生间。

逃离北上广也成为2016年的年度热词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青年精英，被一台名为理想的抽水机推动着流向超一线，然后在榨干最后的精力之后，又被送还老家。

与欧美不同，作为承接一线城市产业溢出的二线城市，却长时间隐身在中国科技版图之中。在《财富》的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之中，即便是以高校众多、产业基础雄厚著称的西安与武汉，上榜的企业总数也仅有三个。

当年小米为了说服员工从北京搬去武汉，一度推出了三万元的搬迁补贴。按小米目前在武汉2000多人的规模，假设有一半员工来自北京，就是3000万元的补贴——四舍五入一下就是一个亿啊同志们。

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对年轻人来说，一旦选择回到二线，也就意味着容易同时面对职位与薪水双降的困境。

小米武汉总部

二线城市的隐身，有着过去资源向大城市抱团聚集的历史原因，但随着二线城市产业和生活条件都迎来拐点，高科技产业落户二线，人才在二线城市安居也不再是个伪命题。合肥“风投治市”的蹿红，中西部网红城市频出，绝非偶然。

对企业来说，要想让员工安心奋斗，还是得有个二线革命根据地。

四座大山

高房价毫无疑问是推动华为和腾讯搬迁的重要因素，但倘若房价低就能建立起产业优势，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高地应该在鹤岗。

人们拥挤高房价城市的背后，还是对房价背后优质配套资源的心动，代表性的就是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四座大山。而过去十几年二线城市的发展，算得上是一部移山史。

如果以高楼数量来衡量一座城市建设的基本面貌的话，GDP仅排在全国第50位的广西省会南宁可是非常骄傲。这里超过150米高的大楼，有51座，位列全球第23名，把只有41座高楼的北京踩在脚下。

而交通便利方面，最初是京沪高铁“一枝独秀”，而如今南京、武汉、郑州、合肥等二线省会城市都成功卡位“八纵八横”战略的交通节点。地级市桂林更是有9个高铁站，通往一百多个城市。

2010年后，二线城市又掀起了地铁建设高潮，成都仅今年就将新增216公里的地铁里程，届时将一举超越广州，位列全国第三。

高铁、地铁、高速等等交通设施建设，在省会和周边地级市之间形成了“1小时城市圈”、各省会之间又形成了“3小时生活圈”，一步步缩小着和一线城市的交通体验。

而在5G等通信设施的发展上，成都、杭州等城市更是与北上广深同步进行，刷视频、看直播、玩游戏的高效体验，将不分一二线地界。

名震全国的“医疗天团”里，除了“北协和”在北京，“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则分位于长沙、济南和成都。而复旦大学公布的中国医院百强榜中，西安、武汉、杭州、重庆、南京等二线省会，都在全国顶尖医疗资源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二线城市更少的人口，反而让资源更加平均。

在教育环节，除了杭州相对拉胯，南京、武汉、西安、成都这些二线省会的高校资源并不落后，211高校数量几乎和上海持平。

要知道在华为发展初期，大量的工程师不是来自清华，也不是交大，而是位于武汉的华中科大。华为17名高管中，来自华中科大的占据4席，位列第一，搞得华科一度以华为“娘家”自居。南京的东南大学则是华为20多年的合作伙伴，华为也是东南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单位。

除了高等教育，二线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其实也不弱。重庆的巴蜀小学、南京的琅琊路小学、郑州的省实验、长沙的实验小学等等也都位列全国最佳小学前十五。在高中组，重庆的巴蜀中学和长沙的师范附中算是全国驰名，成都更是有两所高中位列全国前十，搞得黄冈和衡水很没面子。

所以，成都不仅仅鸳鸯楼、重庆不仅有解放碑、长沙不仅有茶颜悦色，这些二线城市更是有一整套不断完善的生活环境。要知道，LV国内最大的旗舰店，是在成都的IFS。

2017年，还没演真还传的老罗把位于北京、深圳等地方的行政、研发、设计等总部管理部门一块迁入了成都，他本人还在成都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搬到成都后，罗老师谈了两点感受：一是同样是保利的房子，成都比北京那个好得多，北京15万，成都才2万[1]；二是和成都太古里相比，北京的太古里“土多了”。

归根结底，二线城市之于科技公司，其实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房价低廉、生活便捷、基础设施完善，就等大老板们拎包入住了。

集群与需求

对科技企业而言，员工在二线城市买得起房、养得起家、最好能生二胎很重要，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通常而言，科技研发有两大“引流器”：产业集群和需求市场。

产业集群是研发的试验田——格力15个研发中心全在珠海，丝毫不影响董大姐追逐“核心科技”。而合肥引入京东方，就是“产业-研发”循环驱动的经典。合肥依托美菱、荣事达等本土公司和政策引导，吸引了美的、格力，成为家电之都。而后又依靠彩电集群，引入了面板产业。

京东方不仅将产线带到了合肥，也将研发落户了这里。毕竟每天和家电企业打交道，才能更敏感判断行业的趋势。而合肥面板产业集群，又促进400公里的南昌发展起了VR显示产业，世界VR大会更是永久落户南昌。紧接着，阿里、华为和微软，相继在南昌组织起了研发队伍。

而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前往二线城市、利用产业集群，确实更有必要。之前大家的聚焦点都是C端消费者，现在的流行词汇是“产业互联网”，服务对象是B端企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直播改造义乌小商品的销售模式。

产业集群恰恰是二线城市的优势所在，温州是皮鞋、打火机产业集群；平湖是毛衫产业群、海盐是光机电产业群、汕头是皮具集群。国内市场11%的文具都出自宁海县；南通家纺产业线上线下市场交易额超过2200亿元，占全国半壁江山。

诞生了“挖掘机指数”的长沙，在工程机械领域汇集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4家工程机械50强企业。产业互联网要到二线城市去，其实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大趋势。

引领科研的第二个要素便是需求。新技术发展初期，需求往往集中在一线城市，比如Web时代，会上网、要上网、以及能负担起费用的，基本都在一线城市；而随后兴起的互联网生活方式，也都需要从一线开始慢慢试错、发展，随后向全国普及。

如今，互联网公司天天谈论的都是怎么深入田间地头，二线城市甚至成为业务的加速场。

2017年，美团推出打车新业务，首站便是南京。而滴滴进军外卖业务时，三大城市也是无锡、南京、泰州。而共享电单车业务，则更是一线城市罕见，二线城市喜闻乐见、战火连连。而郑州餐饮业的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稳居全国第四。既然主战场就在二三线城市，需要快速响应的研发，也要靠近前线。

除了牵引研发的产业和需求之外，二线城市的研发支撑也在改善。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云计算支撑的数据中心，就形成了北内蒙古、南贵州的双核心网络。而苹果、阿里都公司的数据业务，都相继选择了贵州。

产业集群优势、需求市场壮大、数据中心扩散、5G网络建设等等要素，都在抹平一二线城市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差异。科技公司奔赴二线，不但有完整的配套设施，也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趋势。对员工来说，在二线城市工作，买房养家是小事，能少掉几根头发善莫大焉。

产业升级

工程师和程序员想去二线发展，科技公司有必要去二线落户，二线城市同样也迫切需要高新产业。

九十年代财税改革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大潮，“卖地”成为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2010到2017年，土地出让金在地方基金性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维持在80%左右；2018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5万亿，占到了当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66%。

单纯依靠“地价涨---房价涨---GDP涨---地价涨”的内循环，在过去十几年非常好用，但是走到现在已经快走不通了。

一方面，房贷占居民收入比已经高达63%左右，高房价抑制消费早已老生常谈；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对经济促进效应是“倒U型”的，而目前已经逐渐趋于“临界值”——即挤出效应超越拉动效应，加之调控政策的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已经到了寻找新收入模式的关键时刻。

近期蹿红的合肥显然是这个班级里的尖子生，无论是顶着压力拿下的京东方，还是存储芯片领域杀出的黑马合肥长鑫，抑或是今年刚用70亿引进的蔚来，都是“风投治市“威名最朴素的诠释。

作为一个在2000年仍排在全国82位的城市，合肥依靠着一次次“产业豪赌”不断挖掘着发展的第二曲线，实现了经济逆袭，自然被很多地方奉为圭臬。然而，这套模式学起来并不容易。

早在2005年，江西新余就从仅有的18亿财政中拿出2亿补贴引入赛维光伏，但随着光伏热退潮，赛维兵败如山倒。7年后，当年到期的5亿债务还得动用省财政基金用于偿还，危机爆发时直接造成新余市财政收入下降13.5个百分点。

2016年，江苏淮安引入投资额450亿的芯片公司“德科码“，但花光了政府出资来买设备、挖人后，项目居然就烂尾了[2]。2017年，武汉市投资了百亿元的半导体项目“武汉弘芯”，三年后便停滞了，土木都没有完工。而投资了40亿元的南阳政府，只换来了一个“喝水就能跑”的青年汽车。

烂尾的武汉宏芯

合肥模式的成功，既有“产业配套+长三角城市群区位+高校研发”的科学打法，但也不可避免有“风险”投资的概率成分。二三线城市拿着纳税人的钱参与博弈中，能力和运气都非常令人担忧。相比之下，承接科技企业的研发中心、公司总部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买卖。

研发中心带来的不仅是GDP，更是生生不息的人才。2017年，教育培新机构“尚德”入驻武汉光谷，打头阵的只有一个10人组成的人力资源团队，但如今尚德在武汉买下了3栋大楼，在岗人数超过4500人；而在线教育公司“猿辅导”入驻不足两年，员工已超过5800人。

“互联网+教育”产业不仅有望让武汉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高地，更会通过科技外溢带来无限可能。引入科技企业、留住未来人才的思路，也并不是新鲜事儿。地方政府也都动过心思，但并不是所有科技公司都感兴趣，毕竟要考虑到异地管理、经营的难度、压力。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改变着科技公司的想法。

飞书、钉钉、企业微信等工具的快速迭代，大幅改善着远程管理的效率。甚至有网友担忧，当老板发现不需要豪华工位、不需要高额差旅费也能完成业绩时，福利下降该咋办。海外科技巨头也在适应新趋势，推特、微软都宣布部分员工可以无限期居家办公。

用二三线城市的低成本，完成一线城市的管理、经营效果，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就两个字：真香。

今年前三季度，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大幅下滑，如何守住地方财政的“钱袋子”，便成为急需作答的大题。如果在以前，承接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只是一个备选项，但在土地财政、风投模式、疫情冲击的多方要素影响下，“承接高科技产业转移”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

尾声

2016年9月，俗称“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落成启用。这个项目于1994年提出，2001年正式立项，直到2011年才开工建设，总投资额高达6.67亿元。启用整整2018年，《科技日报》刊发了一篇新闻，标题很有意思： “中国天眼”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才[6]。

文章中称，科研人员“需三班倒轮流值班”、“会和家人长期分居两地”，而且“手机不能带”、“无线网络也不能随意使用”。在这样的条件下，“表现优秀者可入编”，工资加驻地补贴每年“可以达到”十万元左右。对于缺少人手的情况，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的回复是： 搞科研不能急功近利。

前段时间，华为挖角某半导体公司又上了热搜，互联网上的评论大多没怎么提狼性文化的事，画风反倒是“但凡给足了钱，也不怕华为挖人“。差不多同一时期，华为还搞了个大新闻，标题简单粗暴：华为招聘博士年薪200万。

华为内部刊物记录了很多奋斗故事：在孟买恐袭时坚守岗位、在阿尔及利亚地震时开拓市场、在埃博拉肆虐时签订大单。华为能够在通信领域建立覆盖全球的影响力，自然有铁腕管理和奋斗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丰厚的战利品。

在基础科研方面，国内决策的特点往往是重视设施建设、设备采购的投资，轻视大量基层人员的待遇、工资和福利支出。

能在深山老林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多都有宇宙级的情怀、热忱与牺牲。此前中科院某所90多人集体离职，更是把长期以来科研机构人才流失严重的窘境暴露无遗。

而在应用层面，中国公司重模式创新算是被说烂的梗，不少公司痴迷于华为“狼性文化”，却往往在战利品分配上不慷不慨，最终适得其反。

不久前，任正非三天密集走访四所高校，谈来谈去，不外乎是强调基础科研的重要性。正如他此前的感叹：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对于华为来说，给博士开200万的年薪，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闻。

更重要的是，在通信行业披荆斩棘数十年的华为显然深知，在高科技领域的攻坚中，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超车的弯道。

当下，科技行业自主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国的产业升级，靠的不是装潢豪华的研发大楼，不是蒸蒸日上的公司股价，更不是空洞飘渺的口号，而是红头文件和顶层规划背后，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

归根结底，程序员是人，工程师是人，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想买房、也要养家，也有自己的欲望、诉求和烦恼。让研发中心和科技公司迁往二线城市，终究只是高房价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要实现突破，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把基层研发人员当作无欲无求的圣人。

在“产业升级“这个大命题之下，所有身在一线的研发人员和科研工作者，都是中国最宝贵的资产。无论未来是什么样的政策导向，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