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沿海某省，有个富庶的B市。B市内几家医院实力强劲，引得周边县市乃至全省的患者络绎不绝。
为了应对大量患者的检查需求，这些医院影像科的大夫和技师们不仅要三班倒，还几乎每天都得加班数个小时，上班时更不敢有丝毫松懈，设备在极端情况下更是24小时不能休息。
与之相反，隶属B市的A县，其下属乡镇的几家医院的影像科每到工作日下午便格外冷清，虽然这些医院的CT、B超等影像学检查设备一应俱全，但却几乎没有患者光顾，叫号屏幕空空荡荡，检查室里也听不到设备运转的滴滴声。
百无聊赖的医生和技师们几乎每天都在想着同一件事，“还有多久才能下班呢？”
另一头，即便B市大医院的医生们没日没夜的卖力干活，前来就诊的患者们如果想在这些医院做一个常规的影像学检查，等候时间仍然少则一周，多则一个月。
类似的影像检查服务供求关系失衡的现象，在许多大医院都存在，大家也一直苦于没有解题之道。
患者只是想在好医院做个检查而已，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工作量越来越多，片子看不过来了
参加工作至今，东部某省会城市某大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杨云（化名）感觉到，最近几年医院的病人正越来越多。而在压缩平均住院日的指标压力下，病床周转率也变得更快了。
曾经一张病床一个星期可能收治2个病人，现在要增加到3个——这意味着，影像科的工作量要增加50%。
杨云刚工作时，1个主治医师一天的门诊阅片量大概有300个 X光片、不到100个CT。在疫情前后，工作量就增加到X光片400到500张，增加了50%左右；CT也增加了30%，到100个以上。
而在基层，部分不那么缺少病人的县级医院也有相似的感受。对于这些县级医院来说，由于缺少进修生、规培医生的帮助，他们的工作并不比大三甲影像科医生轻松。
东部某省的县级医院影像科主任张致力（化名），同样面临着工作量的重压——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多才能下班，对他来说已经是常态。
在他看来，影像科医生“是拿命去拼的”。疫情结束后，科室里的年轻医生到晚上10点才能完成工作，中午也只能稍微休息半个小时。
除开患者数量一直增长的门诊和住院外，急诊就诊量的增加也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影像科医生工作负担的窗口。
杨云明显感觉到，过去几年中，“原来一个急诊夜班，一个晚上要是有谁做了超过100个（检查），第二天都觉得他中奖了。后面开始100个是稀松平常。150才是一个新的指标。”
对他个人而言，100个检查意味着晚上还能睡个5、6个小时，而增加到120~150时，可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当时间来到2024年，这个数据再次翻倍，杨云听同事吐槽说，最夸张的一次，一晚上要看300张片子。
张致力也觉得，即使是自己所在的基层医院，一晚上也会有六七十个病人。影像科医生和医技人员值夜班时，“几乎是没得睡的”。
“看一张胸部CT的话要5到10分钟，看一个增强的全腹部CT要15到30分钟。晚上5:00到第二天早上8:00，100多个病人处理下来，通宵是必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临床科室还会表达不满，认为影像科的患者等候时间太长了，会影响患者就医体验，导致留不住患者。
此前，杨云所在医院的放射检查等候时间是两周左右，临床科室表达的意见让影像科主任很重视，于是通过增加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等手段，将等待时间压缩至一周。
张致力所在的医院服务整个县域，总体就诊量相对稳定。考虑到很多病人路程遥远，为了让患者能够当日往返，不至于在县城内留宿，医生们也都尽量当天出报告。
然而在大三甲医院，患者太多了，并且仍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但是医生的数量却没有增加多少。大家只能通过增加工作时间，保证按时阅片。
出检查结果的时限，是医院规定的硬性指标。杨云回忆说，科室基本上要求是两天之内完成，绝大部分都是在一天之内实现的。“这意味着机器把片子拍出来之后，哪怕就是堆成了山，我也得在两天之内把这一堆东西看完。”
为了达到“时效性”，阅片的单位时间被缩短，杨云担忧的认为，这种状态客观来说可能导致报告质量的下降，“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可能会很容易错或者是漏。休息时间变少了，整个人都绷得很紧。”
除了每个人工作量的增加，排班也变得更加困难。
在一些大三甲医院，影像科作为辅助科室，会根据临床需求，把不同的检查分成门诊部、住院部和急诊，里面又可能按X光片、CT、核磁等类型进行分类。此外，还会根据患者需要检查的不同部位，再继续细分。这样一来，大医院的几十个医生分到不同模块中，每周每天还要轮换一下，实际上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这使得科室工作的灵活度也处在较低的水平。一位医生出现特殊情况，就会影响整个排班计划，使医生们的工作变得更紧张。
没人想当影像科医生
实际上，杨云回忆在影像科的工作，已经是过去式了。
三年前，他从这家大三甲医院影像科离职，加入了一家药企。虽然仍在医药行业内，但工作性质已经截然不同。
最现实的原因，是“付出与获得不相符”。虽然不同医院、不同级别的影像科医生的收入水平差异巨大，但“收入总体不高”依旧是大家的共识。
大医院如此，县级医院亦然。比如，张致力所在的县医院绩效工资并不高。很多同事每天忙到脚不沾地，却也拿不到预期的工资。而且据张致力了解，隔壁县医院的放射科，人均到手总共只有四五千元。
医院每年都会放出一批影像科的招聘名额，但却很难招满。张致力觉得很无奈又理解，“上了很多年学，尤其是很多人还要考研究生。读下来之后他们是不会选择回到基层医院的。”
医学影像领域从业者李信（化名）认为，影像科医生们的转行、转科室其实非常好理解。“同样选择了从医，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培养周期，为什么不选择收入更高的临床，为什么选择收入更低的放射？想要解决人员问题，就要解决收入问题。”
除了收入方面的考量，杨云也会觉得医院的工作比较单调。离职之前，他之前经常和同事打趣，自己就是个搬砖工。
影像科医生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职业发展曲线比较平缓。
杨云举例说，“一个外科医生，如果成长得特别好，在职业生涯后期你会特别值钱。但是同样的水平，到了放射科，做到这个行业小有名气，但是收入肯定是比不过同等外科医生的水平。”
很多第三方的医学影像服务公司，经常会强调自己的职能是“服务临床”。这四个字背后，也隐含着在医院中，影像科室普遍存在感不强、地位不高的事实。
杨云回忆说，一些大医院的影像科相对强势，所以临床医生们会比较尊重影像科老主任们的意见，但在影像科不强势的医院里面，“不受重视”的感觉会比较强烈。
收入不够高、培养周期长、职业尊严感低，如此种种，让放射科报告医生存在着较大的缺口。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医学影像科执业医师仅有 22.15 万人，其中包括影像放射科、超声科、心电图室等相关科室执业医师。
单就放射科而言，全国放射科医师仅为 8.63 万人，放射科技师 4.18 万人，每万人放射科医师仅为 0.62 人，每万人放射科技师仅为 0.30 人。相比之下，美国平均每万人拥有放射科医师为 1.48 人，每万人拥有放射科技师 8.19 人。
此外，很多影像科医生的诊断能力也让临床医生们质疑，漏诊误诊率不低，空有数量却没有质量。
李信直言，影像科医生的报告能力参差不齐，差距非常大。临床对放射科的报告有时不太认可的原因之一，是放射科的报告并不要求“金标准”，即并不要求明确指出“是与不是”。因此，也会有交到临床医生手上的报告是一个“选择题”。
据他估计，这种模糊的报告在行业里可能占比能达到20%，“我们今天的医学影像更应该追求的是质量，一定要规避无效医疗，也就是无效诊断和差错诊断。”
增加供给，有用吗？
北方某直辖市的一家大三甲医院，一位患者因为腰痛，想做腰椎部位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最早的预约时间排到了一个月以后。
因为等候时间太久，医院也没有短信或微信公众号等其他方式提醒，当他想起这件事时，已经错过了预约时间，导致预约作废，如果要再次预约，时间又到了下一个月。
听到分诊台护士的解释，这名患者沉默了良久，似乎想发脾气，但又知道这不是医生和医院的错，只能愤怒得把预约单揉成一团，狠狠甩了出去。
最近，在一场行业大会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简称“温医大附一院”）副院长谢聪颖介绍了自家医院改善医疗服务的措施，其中一项叫做“特检一日清”的改革引起了现场院长们的注意。
早年，温医大附一院也存在着患者检查等候时间长的问题，一些特殊部位的影像学检查的等候时间甚至能达到两个月左右。
为了实现让患者“最多跑一次”的理念，温医大附一院针对检查相关医疗人员管理与考核，检查设备数量、质量、场地和利用效率等方面进行了为期一年左右的改革，实现了许多检查的“当日清”，患者过来检查基本上当日就可以完成，并出具报告。
等候时间从最长两个月快进到当日就能完成，这对患者就医体验的改善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关于“特检一日清”改革的具体细节，似乎在演讲中仍然不甚清晰。
一篇关于温医大附一院的公开报道提到，“为减少患者来院次数，针对‘老大难’问题，医院加强开放检查资源力度，通过增加CT、MR、B超等仪器设备，优化特检科室排班，实现特检‘一日清’。”
李信分析说，这可能意味着，“增加供给”可能是温医大附一院解决患者等候时间长的核心方法。但问题在于，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种方法本身其实是不可复制的。
比如中部某省会城市的一家三甲医院，每年也会迎来送往周边地市甚至周边省份的大量患者，这家医院的影像学检查需求更是极度旺盛，医院不得不多次增加检查设备和人手。
然而，这家位于市中心的医院如今已经很难挤出一片区域，同时容纳多数台新的检查设备，于是新增的检查设备被分散到了医院的多栋楼宇内，医院只能见缝插针地把新设备硬塞进来。
即便是这样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新增设备，这家医院的影像学检查供求关系仍然处于脆弱的紧平衡状态。
“许多大医院的空间已经极度饱和，几乎每间屋子都有作用，没有空间可以腾挪用来新增设备。” 李信表示，如果仅仅依靠“增加供给”来解决患者检查等候时间长的问题，这更像是一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思路。
甚至不客气地说，这种方法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未来类似的问题很可能还会重现。
实际上，参考国际水平，中国的影像学检查设备人均保有量其实处于较低水平，仍有增长空间。
据COCIR（European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the Radiological,
Electromedical and Healthcare IT
Industry，即欧洲放射、电子医学与卫生信息技术行业协会）截至2020年底的数据统计显示，从人均保有量维度，CT、MRI、介入X射线成像系统、PET这四类设备，中国每百万人口人均保有量分别为14.7台、6.0台、4.9台、0.4台，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以德国为例，上述四类设备的每百万人口人均保有量分别为36.5台、35.3台、36.5台、1.9台。
不过，比不过发达国家人均保有量的影像学设备，却提供了惊人的服务能力。2019年5月30日，在中国医师协会第十三次放射医师年会上，中国医师协会放射科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常指出，中国一年医学影像总就诊人次达到了75.4亿。
总量不足之余，这些设备的使用效率也并不均衡。从现实情况来看，影像学检查服务的供求关系呈现了鲜明的两极分化趋势——小医院影像科门可罗雀，大医院影像科焦头烂额。
在某种程度上，大医院患者检查等候时间长似乎只是医疗体系中与患者就医体验有关的小问题。但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分级诊疗的不完善，作为医疗资源的患者流动与分配高度不均的缩影。
但是，患者为什么不愿意在基层接受影像检查？不信任的根本是什么？
李信认为，影像科相关医务人员，分为负责诊断的医生和负责操作设备的技师。对于技师们，标准化和同质化程度高，经过系统训练，不同水平的医院也可以达到基本一致的操作水平。所以不同医院的差距，其实体现在诊断能力上。
既然如此，那能否让大医院使用基层医院影像科中的标准化部分，让基层医院的设备和技师们都能为大医院所用？
一种正在探索的路径是，高水平医院利用信息化手段将触角伸至基层医院，开设放射科（影像科）门诊。患者在基层医院接受检查，并形成影像资料，再将影像资料传输至高水平医院，由高水平医院的影像科医生读片和分析，形成诊断意见。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充分利用了基层医院的影像检查设备，又将高水平医院的影像诊断能力下沉，让患者不用再前往高水平医院排队等候接受检查。
这种方案看起来很美好，但想让大医院“放手”却并不容易，尤其是目前检查检验仍是医院收入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除了增加供给，更应该均衡医疗资源分布，将大医院的影像学检查的诊断能力下沉到基层医院，从而让患者愿意去基层医院接受检查——这可能才是解决大医院患者检查等候时间长的更好办法。
